在《石头阅读》案中，山东德州乐陵警方通过一系列操作实现了“远洋捕捞”式的异地执法，这种方式虽然表面上看符合执法流程，但实际上充满了滥用权力和规避法律监督的操作。以下是德州乐陵警方在此案中的具体操作方式，以及这些操作存在的问题。

操作方式

1.与专业打假人合作，伪造合法报案

警方与专业打假人合作，利用打假人作为版权代理人的身份，伪装成在当地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。打假人将某版权项目的代理托管在乐陵市，以此假装案件属地发生在乐陵，从而实现“就地报案”，这一步为之后的异地执法奠定了基础。

2.快速立案，以“侵权”罪名推动案件进入刑事程序

通过快速立案和刑事定性，警方将案件上升到追逃的层级。由于立案和定罪的依据并非实际的侵权行为，而是基于打假人提供的所谓证据，缺乏严谨性，具有明显的逐利动机。这样的立案通常没有经过充分的证据审查，从而为下一步的操作提供便利。

3.将相关人员列为“逃犯”以发起追逃请求

一旦立案后，警方迅速将相关涉案人员列为“逃犯”或“网上追逃人员”。这种操作不需要正常的异地合作审批手续，而是通过“追逃”流程直接跨地区开展执法。由于“逃犯”身份，其他地区的警方会高度配合，甚至不需要经过复杂的审批流程即可参与抓捕，节省了时间和法律流程，变相实现了异地执法。

4.当地派出所配合抓捕，完成“异地执法”

由于涉及“追逃”，涉案人员所在地的派出所会积极配合，认为这是抓捕逃犯的执法业绩。同时，当地派出所因协助抓捕“逃犯”可以获得绩效加分，从而形成一种执法动力，使得地方公安无条件配合跨区域抓捕，完成了本不应该由乐陵警方跨地区执法的行动。

该操作存在的问题

1.滥用立案和追逃流程，规避正常的异地执法审批

通过将案件定性为“逃犯”追捕，乐陵警方规避了正常异地执法的审批流程。这种操作变相缩短了案件的证据审查和跨区执法的审批程序，严重侵犯了被追逃人员的基本权利，模糊了司法管辖的边界。

2.以逐利为目的的立案方式，缺乏执法的公正性

整个立案过程是以逐利为目的，配合打假人以特定版权代理人的身份实施“远洋捕捞”，其本质是利用执法权力谋取利益。这样的操作使得执法活动沦为牟利工具，严重损害了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。

3.滥用“追逃”程序，抹黑被告人员的名誉

被立案人员被列为“逃犯”，这会对其社会名誉造成极大损害，而实际上这些人员并非真正的逃犯，甚至在案件的关键证据如缓存时间等问题上尚未得到明确认定。这样的操作不仅侵犯了公民的名誉权，还在执法活动中制造了“先入为主”的偏见。

4.地方派出所配合下的执法“业绩化”倾向，形成不正当执法激励

在“追逃”过程中，当地派出所为追求执法业绩而积极配合跨区抓捕，造成了一种执法激励的扭曲。正常的执法应当追求公正，而非为地方单位的业绩加分。这种逐利的执法方式不仅加剧了滥用职权的可能性，还降低了执法活动的透明度与合法性。

5.知识产权作为执法新领域，权力边界不清，执法对象的选择存在问题

知识产权执法属于复杂的法律领域，很多县级公安部门并不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来准确判断侵权行为，尤其是像乐陵这样的偏远小城市。通过知识产权的“名义”，乐陵警方不加区分地开展全国范围的“远洋捕捞”，执法活动从本职工作大大延展，导致权力边界模糊、滥用。

6.频繁与单一版权方或专业打假人合作，显现利益关联

本案中，警方频繁与同一打假人或版权方合作进行全国性打击，表面上是为了保护版权，但背后实际的利益关系耐人寻味。这种行为容易形成“合作执法”的利益圈，背离了司法独立性，使执法公信力受到极大质疑。

结论

德州乐陵警方在《石头阅读》案件中的“远洋捕捞”式执法，表面上利用了法律程序的便利性，但实际上存在滥用权力、牟取利益、违反法治精神的问题。这种操作不仅侵犯了企业和个人的合法权益，也对司法体系的公正性和透明度造成了严重的影响。希望相关部门能对此类“远洋捕捞”逐利执法行为进行全面调查，以杜绝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，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信力。